每年春节前后,都是不少农村地区的结婚“高峰期”。近年来,随着农民的“钱袋子”越来越鼓,结婚相互攀比、铺张浪费之风在一些农村地区也愈演愈烈。
乡村婚嫁“穷讲究”,真把老乡“讲究穷”。以彩礼为例,从早些年“见见面,六十六”“拉拉手,九十九”,逐渐上涨至“万紫千红一片绿”“一动不动”。许多农村家庭拿出多年积蓄甚至举债结婚,还有一些贫困户“不能丢面子,借钱随份子”,导致“因婚致贫”“随礼返贫”等现象在农村屡见不鲜。
我国一些农村地区婚嫁有哪些“老讲究”和“穷讲究”?婚嫁成本缘何居高不下甚至连年攀高?“天价彩礼”有何危害?如何防止乡村爱情“穷讲究”将老乡“讲究穷”……第36期议事厅,新华每日电讯记者专访了一些干部群众、专家学者,就这些问题进行探讨。
策划:易艳刚、李洪磊
采写:潘林青、叶 婧
“天价”频出,婚嫁戴上“黄金枷锁”
“农村有‘结婚胜如小登科’之说。”山东民俗学会会员王德胜说,“结婚是人生大事,必须‘三书六礼’齐全,否则婚姻会被认为有瑕疵。‘六礼’是男女双方从陌生至完婚的整个结婚过程中的六个步骤,即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和亲迎；‘三书’指在‘六礼’过程中所用的文书,包括聘书、礼书和迎书。”
王德胜介绍说,鲁北一些农村地区,又把这一过程进行了“通俗化”解释。按照习俗,适龄男女从完全陌生到结为夫妻,需要经历“问名”“小见面”“大见面”、订婚、结婚等多个环节,大约耗时一年。并且当年麦收后,男方要给女方送“麦礼”,逢年过节要送“节礼”,订婚时送“聘礼”,结婚时再送“彩礼”。这些“礼”一般包括烟、酒、糖、茶、肉、油等生活必需品以及部分礼金,数量和金额多少要参考当地风俗、家庭条件、双方意见等多个因素。
鲁北农民张克兰做了50年“媒婆”。她向记者说:“我今年83岁,33岁第一次给别人说媒,一共‘说成’了104对夫妻。20世纪六七十年代,结婚前男方一般会给女方4到6身新衣服、6斤酒、8斤面、10斤油；20世纪八九十年代,则变成了8身新衣服,烟酒糖茶数量增加、档次提高,有钱人家还要置办‘两铺两盖’(两条被子两条褥子)、‘三转一提溜’(自行车、缝纫机、手表,有提手的录音机)；到了20世纪90年代,‘三金’(金戒指、金项链、金耳环)又加了进来,成了结婚标配。”
进入21世纪以后,农民的“钱袋子”越来越鼓,结婚相互攀比、铺张浪费之风在一些农村地区也愈演愈烈。张克兰说,以彩礼为例,从早些年“见见面,六十六”“拉拉手,九十九”,逐渐上涨至“千里挑一”(1001元)、“万里挑一”(10001元)、“三家一起发”(31800元)。
更有甚者,一些农村彩礼频出“天价”。“万紫千红一片绿”(一万张5元钞票、一千张100元钞票和若干张50元钞票)、“一动不动”(一辆汽车、一套楼房)、“三斤三两”(三斤三两重的100元钞票)、“一二三四五”(一个院落、二层小楼、三斤重的100元人民币、四轮汽车、50岁以下双亲)等“新词新说”成了这一现象的真实写照。
农村婚嫁成本节节攀高,原因是多方面的。在社会学专家、前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教授周孝正看来,这背后反映了农村男多女少的人口现实。“嫁娶资源”失衡,必然带来“稀缺资源”身价的抬升。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2016年年末我国内地总人口138271万人,其中男性人口70815万人,女性人口67456万人,男性人口比女性人口多3359万人。
同时,婚嫁成本提高也反映出部分农村贫困的现实。越是贫困地方的农民,越幻想通过索要“天价彩礼”一夜暴富,幻想通过“嫁女儿”改善一家老小的生活状况。
山东省临沂市文明办的一名干部就对记者表示:一些农民之间相互攀比、“爱面子”心理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农村是熟人社会,结婚过程中基本上所有信息都是公开的,街坊邻居、七大姑八大姨还要“品评”一番。不少农民都有这样的想法,李四家嫁闺女要了10万,我要8万显得我家闺女“太便宜”了,让亲友笑话；婆家给王五家闺女送了钻戒,我家闺女要是没有,显得“太寒碜”包養網 花園,让邻居笑话……张三比李四、李四比王五,比来比去就把婚嫁成本拉上去了。
因婚致贫,已成严重社会问题
近期,针对农村婚嫁成本过高的问题,记者到山东十几个村庄做了调查,发现婚嫁成本过高让农民背上了沉重负担,多数家庭需要举债,“因婚致贫”现象较为普遍。
一方面,“本家”花费不菲,整个流程下来花费一二十万元算是很“节俭”了,花费三四十万元甚至五六十万元的农民大有人在,其中花费的“大头”是彩礼和新房。另一方面,“份子钱”水涨船高,亲戚朋友也苦不堪言,有些贫困户甚至要借钱“随份子”。为了“捞回本”,一些农民在孩子结婚时也大操大办、广邀亲朋,造成恶性循环。
有一种观点认为,婚嫁成本过高是一种“老子给儿子、亲朋给本家”的财富转移,社会总体财富不会少,因而不会造成“因婚致贫”的问题。但从实际情况来看,这种观包養点“大谬也”。有几点理由可以反驳这个观点:一是婚礼酒席大吃大喝等行为严重浪费,让社会整体财富“缩水”；二是农村财富本就稀少,这些本可以用于“扩大再生产”的宝贵资金,只能被“物化”为许多难以变现、难以升值的实物,农民失去了多年辛苦积攒的、本可以用来致富的“原始积累”。
临沂市文明办干部对记者说:我们调研时发现,在临沂一些农村,一场婚事办下来,买房买车送彩礼摆宴席,得花20万元左右。按照当地去年农民人均纯收入计算,相当于一个四口之家四五年的收入,很多家庭因此背上沉重债务,甚至“因婚致贫”。
更值得注意的是,农村高价结婚彩礼以及婚丧大操大办,不仅让家庭“因婚致贫”,还会引发严重社会问题。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社会学系教授王忠武认为:“大量存在的农村离婚纠纷、民间借贷纠纷,问题源头多为高价彩礼、大操大办,被婚礼严重透支的家庭经济也会让父母在年迈体衰的境况下病无可医、老无所养。”
另外,高额彩礼也是骗婚和拐卖妇女的诱因之一,在巨大利益的诱惑下,难免有人铤而走险。很多因支付不起高额彩礼而“被光棍”的大龄男青年,在生理和心理的双重作用下,渐渐成为社会治安的一大隐患。
移风易俗,也要落实主体责任
2016年底,临沂市曾在全市范围内做了一项调查,对于婚礼大操大办,其实多数群众表示自己并不情愿,这样做主要是怕被别人笑话、没面子,实属被不良习俗裹挟不得已而为之。其中,有79.7%的村民认为开展红事移风易俗工作非常必要；81.5%的村民表示,如果政府抓红事移风易俗工作愿意从自家开始；10.5%的村民认为基层政府抓这项工作不力。由此可见,针对农村婚嫁成本过高的顽疾,迫切需要做的是引导农民移风易俗。上述干部向记者表示:为切实推进这项工作,临沂市已建立了移风易俗工作联席会议制度。经过一段时间整治包養,临沂市婚礼大操大办、“天价彩礼”等“不正之风”已得到一定程度的遏制。
这位干部介绍说,具体而言,临沂市文明办、民政局是移风易俗的主管部门,担负起牵头抓总、调研指导、监督考核的职责；组织部门负责指导村“两委”抓好“红白理事会”建设、引导党员干部发挥带头作用、推动“第一书记”履职尽责等方面；工青妇和科协等群团组织负责对广大职工、青年、妇女和学生的教育引导,鼓励他们当好移风易俗的主力军；公安、工商、物价等部门负责整治婚庆服务中存在的突出问题；文化部门和各级新闻媒体负责开展灵活多样的宣传活动。
在山东民俗学会会员王德胜看来,“党的基层组织是我们党全部工作和战斗力的基础。实践证明,一个村的移风易俗工作开展得好不好,关键看村两委是不是下狠手抓,关键看村里的党员干部能不能带头。因此,组织部门要就基层党组织抓好移风易俗、党员干部带头移风易俗提出明确要求,继而带领广大群众破解这一顽疾。”
“从长远来看,还需要从引导农民树立正确生育观念、大力发展农村经济等基础性工作上着力。”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社会学系教授王忠武说,首先,要进一步倡导“生男生女都一样”的生育观念,健全农村养老体系解除农民“养儿防老”的后顾之忧,并严厉打击非法鉴别胎儿性别、非法堕女胎等行为,尽快提高女性出生比例,平衡男女数量。
另外,针对彩礼“越穷越要,越要越穷”的现实,下一步还要大力发展落后地区农村经济,多措并举提高农民收入,做到“仓廪实而知礼节”,破除农村婚嫁成本过高赖以生存的贫困土壤。
典型恶风:儿子快结婚了,自己彩礼钱才刚还完
王顺在老家的儿子年前看上了邻村的一位姑娘,“亲家”开口就是16万元。对这价格王顺早有心理准备,但让他悲哀的是,自己18年前结婚欠下的彩礼钱去年才刚还完。
王顺今年40岁,家在西部省份一贫困山村。1998年王顺结婚时,妻子娘家要了个“公道价”——2万元彩礼。拿到现在不值一提,但当时在西部农村已经是天价。加上置办、待客,王顺父母欠下了亲戚3万元债务。没想到,第二年王顺父亲便中风偏瘫,这一病就是14年。加上儿子出生、翻修老房子,用王顺的话说这14年几乎没有“隔夜钱”,欠下的债务只能年年还利息。2013年父亲去世,王顺和妻子来到省会城市租了半间房开了一家馒头店,连干了3年,才把这钱还上。在父亲生病期间,王顺无数次想种大棚、买车跑运输致富,但就是攒不起启动资金。
说到这里,王顺从裤兜里掏出一根挤得弯弯曲曲的烟,用手不停捋着:“这16万元要是给了,我啥时候才是个头。”
腊月是农村结婚的高峰期,随着农村小年轻们扎堆结婚,“天价彩礼”问题再一次引起社会关注。仔细分析各地“天价彩礼”现象,形成的原因基本雷同,性别失衡、“供需关系”等解释只是表象,归结到一点还是形成了恶性循环的不良风气。一笔不能承受的金钱,表达的不一定是男方对女方的重视,但买断的很可能是小两口的幸福。
在西部一省会城市打工的陈源小两口2年前“逃礼”出来后,就没有回过农村老家,今年也没打算回去,确切地说是不敢回。快过年了,才23岁的陈源一点鞭炮也没买,“一听到鞭炮声就想家。”
陈源和妻子是一个县的,在打工时相恋。本是顺理成章的事,两家人只需成人之美就行了。但没想到陈源第一次去老丈人家,听到的不是祝福,而是“12万”。
陈源还有个弟弟,当时正在读大学,母亲长期低血压,靠药维持,一年到头不但攒不下钱,有时还要欠债。陈源的妻子是“二女户”,家庭几乎没有负担。小两口多次上门做老丈人的工作,但老丈人坚定认为,彩礼的多少是男方对女儿重不重视的体现,最低12万元,再少“丢不起那人”。
商量无果,小两口无奈之下偷着领证后就不告而别。俩人一走倒是清净了,但没想到3年间两家各找各的不是,已经多次“兵戎相见”。今年孩子1岁了,陈源和妻子也过得别别扭扭。正可谓本是有缘人,梦断“12万”。
彩礼作为一种传统风俗,自然有它在社会学与文化学上的重要价值,但时至今日依然让彩礼主导现代婚姻生活的舞台,甚至让天价彩礼大行其道,恐怕有失古人本意。无论是“万紫千红一片绿”,还是“一二三四五”“万里挑一”……“天价彩礼”已经由“彩头”和契约象征,异化成为女方家庭向男方家庭索取巨额财产的婚姻买卖。而诸如高彩礼让男方家庭倾家荡产负债累累、成为婚后婆媳关系不睦的导火线、夫妻感情破裂后因彩礼返还导致的纠纷激增等奇事更是层出不穷,甚至出现了因彩礼纠纷引起的灭门事件。
近期,中央相关单位把反对婚丧大操大办作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一些地方政府也出台对农村红白事制定“限价令”,这背后折射出的是强烈的民意和社会诉求。说到底,婚姻还是两个人的事,双方家庭所做的一切工作,都是希望年轻人幸福。那么为什么不能放下架子,放下所谓的面子,向年轻人送出纯洁的祝福呢?
在兰州一家公司做销售的刘康最近和妻子迈入婚姻殿堂。有彩礼,但只是象征性的8888元。就这钱,还只是过了个手,新婚之夜又被岳母放在小两口新房的床头,这让还在为房子打拼的刘康感激涕零。
刘康和妻子的老家是甘肃省平凉市的农村,这个地方曾因彩礼过重,多次被媒体报道。刘康和妻子家境都不太好,考虑到妻子还有个弟弟过几年也要结婚,刘康家觉得在彩礼上估计“压不下价”。在结婚前,刘康打听得知老家彩礼“市场价”是13万元,于是不等开口,就借遍朋友,最后还少3万元,无奈之下刘康在同学中发起“众筹”。谁知上门提亲时,说到彩礼,老丈人只是摆了摆手:“日子是你们的,咱不管那一套,表个心意就行。”刘康闻言顿感一座大山从背上卸了下来。
“不是亲爹,胜似亲爹啊。”刘康说,“我要是不好好奋斗让人家女儿过上好日子,对不起我岳父岳母的体贴,小舅子结婚,我也竭尽全力帮忙。”
你看,有时幸福很简单,只需要轻轻抬起脚,跨过恶风恶俗这条线就行了,女儿是你的,女婿也是你的。这也正合了农村里那句俚语:“一好不如两好”。
其实,彩礼的“拜金化”以及“天价彩礼”的出现,大约也就是近20年的事。“天价彩礼”背后反映出的不仅是社会对物质的追求日盛,还与城乡二元结构矛盾愈发凸显分不开。“剩男危机”与天价彩礼是一个藤蔓上结的两个苦果,要想改变这种现状,需加紧解决城乡二元结构矛盾,但最根本还是在加快农村的脱贫致富步伐的同时,推进移风易俗工作和农村精神文明建设,鼓励年轻人向天价彩礼说“不”。当农村越来越富裕、文明程度越来越高,“天价彩礼”必然会将成为历史。（姜伟超）
遏制天价彩礼,政府要有作为巧作为
天价彩礼掏空了不少贫困家庭多年的积蓄。宁夏西海固的一首打油诗颇能反映问题,“好不容易攒点钱,娶个媳妇全抖完。一次花了几十万,酸甜苦辣真难言,外债不知何时还。”恶性循环之下的天价彩礼异化了乡风民俗,腐蚀了村民原本质朴的价值观和金钱观。如果在乡间进行田野调查,就会发现很多农民都有改变这一恶风恶俗的强烈愿望。
然而,移风易俗的呼声固然强烈,却也有人认为在“解锁”天价彩礼问题时,有形的手不应该伸得太长,政府不应该出面干涉。实际上,从多地泛滥成灾、根深蒂固的彩礼顽疾来看,单靠民众个体基本无力与这种“恶俗”相抗争。单纯依赖乡村彩礼的习俗进行自我净化,不知道要等到何年何月。而在天价彩礼泛滥的过程中,有多少本可以借助以往积蓄脱贫致富的农民兄弟,只能在还债中蹉跎了岁月。更有甚者,一些人的儿子都要结婚了,自己当年结婚时借的彩礼钱还没还完。
可以看出,很多民众都是在被恶风恶俗推着走,他们既是受害者,又是施害方,陷入了恶性循环无法自拔。因此,在根治天价彩礼的问题上,必须有强大的外力来推一把。地方政府要理直气壮地管起来,有关方面要负起主体责任,要主动作为,指导引导各乡各村因地制宜制定乡规民约,提升这一问题的基层治理能力。
当然,基层政府必须注重方式方法,不要简单粗暴一刀切,要“巧作为”,才能贴民心,解民忧。要善于动员各方力量,因地制宜地汇聚各方智慧,激活民间组织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例如,宁夏西海固地区的张易镇田堡村曾用“红白理事会”对村中大操大办红白喜事的行为进包養網行监督劝诫,起到了良好效果。当地村支书李克学说:“婚礼多跨村进行,如果每村能有群众性的彩礼劝诫机构,以乡规民约进行约束,一段时间后定能改变群众的观念,遏制‘高额彩礼’频发势头。”
除“红白理事会”这种“专职”民间组织之外,不少地区也不妨借助乡贤的力量,开展移风易俗的工作。以广东省潮州地区为例,近年来,当地不少村居都成立了“乡咨委”,成员少则数十人、多则上百人。“乡咨委”成员涵盖不同年龄、从事各行各业,他们既熟悉本地乡情、又了解外界发展,为反哺家乡带来不少“新点子”。可见,如果能把这部分人组织起来,让这些乡里乡亲中的“能人”“明白人”带头抵制天价彩礼,向村民们讲明彩礼恶性循环带来的危害,一定能起到良好的效果。
政府的“有形之手”必须给力,才能让这股天价彩礼的歪风邪气尽快得到遏制,早日为苦不堪言的农民们松绑,打破恶性循环的链条。在这方面,宁夏地区对“彩礼”动刀的作为就值得借鉴。记者在当地调研时发现,西海固原州区等地从开展教育活动、规范农村中介行为入手,通过探索在乡镇建立婚介所、倡导成立婚介包養網机构行业协会,加大对职业婚介所、婚介人的培训力度等,引导婚介所、婚介人(俗称职业媒婆)等规范自身行为,促进行业自律。
治理农村天价彩礼现象,还须抓住基层党员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让党员领导干部在移风易俗的过程中发挥表率作用。“村看村户看户群众看干部”,曾几何时,个别党员领导干部甚至成了婚丧嫁娶大操大办的“带头大哥”。反过来,在遏制天价彩礼等农村不良风俗过程中,农村党员领导干部可以利用他们的威望移风易俗。因此,相关部门还可以尝试出台相应的规章制度,率先对党员干部及其子女婚嫁中畸高的彩礼进行约束,让他们身先士卒对“天价彩礼”说不；对于违规大操大办的党员领导干部,可从党纪政纪上给予批评教育乃至处分。
相信各地有关方面主动作为,出台引导性指导性措施,借助民间力量有作为巧作为,多重并举、多管齐下,一定能破解天价彩礼死循环。（刘晶瑶 何晨阳）
發佈留言